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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国别研究五要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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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国别研究五要素

原历史上要等到四年以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主持重修东林书院,并且将此地定为定期进行讲学的地点,发起东临大会,制定《东林会约》之后,东林书院才正式成为东林党人活动的地点,东林党也才算是正式成型。

不过早在此时的万历二十八年,顾宪成等人就已经经常以东林书院的前身作为自己讲学的地点所在了,而且“东林八君子”之中有七人已经罢官回乡,在无锡讲学活动,互相交流思想。

苏州和无锡都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从苏州去无锡只要溯河而上就行,路程非常近。

王文龙被叶成学拉着来到还未修缮的东林书院之时,只见书院中已经挤满了人。

王文龙忍不住惊讶说道:“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叶成学笑着说道:“听说你讲学,无锡的文人几乎全都来了。”

日后与顾宪成齐名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十分热情的同王文龙招呼:“久闻福建王建阳大名,今日才能一睹风采。”

王文龙忙谦虚道:“存之先生折煞我也。”

东林党作为掀起明末党争大幕的明末第一党,做的事情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东林党之中还是有不少优秀人物的,高攀龙就是其中之一。

高攀龙七年前就是因为直言上疏而被贬,在历史之上顾宪成死后高攀龙主持东林大会,凭借自己的名声被复起为官之后也组织东林党人打了好几场硬仗,为党派居功至伟。

后来和阉党斗争失败,高攀龙眼看东林党人被阉党大肆追捕,连他自己也即将被魏忠贤下毒手,便泰然自若的表示:“我本视死如归。”遣散诸孙,写下给天启皇帝的绝笔信,自沉而死。

不管东林党在总体上对历史的贡献如何,但是高攀龙这样的人物是真的相信东林党人的思想有利于国家,并且愿意为了自己党派利益献上生命的。

高攀龙所提倡的观点“惠商”“体恤铺行”,强调“实学”等等也不能说不是正论,虽在实际的此时政治之中作用有限,论为高高在上的空谈,但在民间的影响却不小。

东林党人能够天下仰望,也正是依靠这一批人做出的贡献。

而站在此时的时空环境下,高攀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东林党人号召广开言路,反对阉党,反对朝廷对东南沿海商业的干预。

这些说法总体来说,在此时是绝对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成立之后能造成如此声望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东林党人他们总是积极上书,主公正斥邪恶,很多人都觉得只要这群清流能够夺权就能改变天下面貌。

此时人根本想不到接下去的时光里这群东林党人将为了上位,先和起党浙党楚党斗争一番,闹的朝堂鸡飞狗跳,然后又和阉党死斗,等崇祯朝打倒魏忠贤之后,东林后人重掌大权,也没把事儿干好。

这群家伙在野时天天骂人,觉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让他们众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东林党成立四十多年以后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救治国家的政纲。

自己号召广开言路,实际上自己找到机会同样利用党争打压其他派系的声音。

号召打击阉党,但是阉党被连根拔起之后东林党就彻底掌权,他们照样的党同伐异,被剥削的百姓也没见日子好过了多少。

至于反对东南沿海商业干预就更抽象,商业税到明末已经成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反对干预商业是对的,但实际执行之中却很快和东南的新兴商业阶级配合,以“不能与民争利”为口号阻挠朝廷收商税,使得大量的税收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导致农民不堪重负。

后来的东林党直接变成了江浙仕商一体豪强的保护伞,号召着轻徭薄赋,但是却对征收商税万分回避,对征收农业税表示支持。

少数有见识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也能看出东林党的问题,但是当他四处呼喊恢复张居正的政策时,其他东林党人却纷纷与他割席。

东林党到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党争派系,落下“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的评价。

历史是唯结果论的。

东林党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被清流嘲讽的“昏君”“权臣”好歹能出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可东林党崛起后,不管口号喊得再响亮,却没有真正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

到东林后人众正盈朝的崇祯时期,大明更是干脆给盈没了。

站在东林党内部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说自己执政的艰难,但是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哪个不艰难?

当国家的命运交到身上时只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别,形势艰难不应该成为借口。

当然,站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成立的东林党还没有那些抽象行为,这些东林群贤此时可是敢于和税官太监、勋贵豪强对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龙也没可能在现在批评人家什么。

高攀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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