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 二安之叛3 (第1/2页)

在上疏中，安重荣说那些身陷蛮夷的将领们“延颈企踵以待王师”，八个字勾勒出一幅极为煽情的画面。可这八个字用在沙彦珣、瞿璋、董温琪身上也许合适，如果是赵德钧、赵延寿之辈，恐怕就打脸了。

这封奏章可以看做是安重荣的开战宣言。

石敬瑭深以为患，派使者杨彦询出访契丹，向契丹解释安重荣的飞扬跋扈，近期在镇州境内发生的一切不友好行为，全是此人有意为之，目的就是挑拨两国关系，咱们不要上当。杨彦询被契丹扣留不遣。

安重荣要跟契丹人开战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霸占后晋热搜榜榜首，居高不下。

被外放到地方的首席谋士桑维翰，给石敬瑭写信，分析利害，他识破了安重荣的奸计，劝石敬瑭不要被舆论裹挟，千万不要被安重荣套路，并详细罗列了与契丹开战的“七不可”：

1，如今的契丹土地广袤，人口众多，资源充沛，军备完善，实力雄厚，远超中原；

2，我国士气低落，且国库吃紧，无法支撑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

3，契丹于我国有大恩，且事先有协议，我们无缘无故单方面违约，极大地消耗政治信誉，得不偿失；

4，目前契丹没有遭受自然灾害，孽畜繁庶，经济发达；采用了智囊（韩延徽）的蕃汉杂用政策，政治清平，各部和睦，藩属畏服，举国上下紧密团结，没有可趁之机，无法见缝插针；

5，契丹人具备了游牧民族的优良传统，全民皆兵，每个人都是合格的战士，单兵素质远超中原汉人；

6，契丹骑兵最擅长在平原战斗，中原汉人则讲究利用地形优势，而燕赵之地方圆数千里全是平坦的大平原，地形克制、兵种克制；

7，所谓的“屈辱外交”是不存在的，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带节奏，用区区岁币换天下太平，对中原是利大于弊的，如果两国交战，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在奏章中，桑维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这句话太值钱了。

字面意思：汉高祖刘邦，也曾向冒顿单于奉送厚、和亲；唐高祖李渊雄才大略，在起兵太原时，也曾向突厥人称臣，以换取突厥起兵的帮助。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文字背后的话：刘邦的后代——汉武帝，把匈奴赶进了西伯利亚；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同样灭掉了突厥的颉利可汗。他们的先人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低姿态事奉蛮夷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等待时机成熟，便可一雪前耻。

特别是唐高祖李渊，同样也是在太原起兵，借助蛮夷的力量先夺取天下，这与石敬瑭何其相像，简直说到石敬瑭的心缝里去了。

桑维翰全面剖析，深入浅出，以“七不可”向石敬瑭阐明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即没理由打、没能力打、更没必要打。

“勿听樊哙之空言，宜纳娄敬之逆耳。”

——樊哙，不用多介绍，西汉开国元勋，鸿门宴上C位出道，青史留名。所谓“樊哙之空言”，指的是刘邦去世后，初生的西汉政权面临北方匈奴的威胁，执政者吕后更是遭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言语调戏，面对奇耻大辱，吕后大怒，御前会议上，樊哙闪班出奏，说自己愿意率领十万兵马，把扫平匈奴，杀他个片甲不留。

如果当时吕后听从了樊哙的建议，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强汉”一说了，恐怕汉朝也将成为秦、隋一样的短命王朝。

——娄敬，当初刘邦决心与匈奴开战前，满朝文武也是沉浸在一片主战的情绪中，唯有娄敬坚决反对跟匈奴开战，气得刘邦对娄敬破口大骂，并将他投入大狱。

不听娄敬之忠言，开战后，刘邦果然遭遇了着名的“白登山之围”，这位御驾亲征的大汉天子，险些就君王死社稷了。

事后，刘邦重赏娄敬，并在随后采纳了娄敬提出的和亲建议。

很含蓄，桑维翰把误国的安重荣和朝中的“主战派”比作樊哙，而把自己和“亲辽派”、“主和派”比作娄敬。

需要说明的是，大言不惭的樊哙只是鲁莽口嗨，动机还算纯正，与别有用心的安重荣有着本质区别。

道德绑架、道德裹挟，去实现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任何时候都要警惕这些打着高尚旗号做龌龊勾当的人。有时候，他们走上街头，打扮成爱国青年，煽动非法集会；有时候，他们则手摇折扇，高谈阔论，宣扬夹带私货的普世价值，灌输历史虚无主义，毒害民族的未来。

作为“亲辽派”的核心人物，桑维翰自己也备受舆论的谴责，被骂做“汉奸宰相”。在这篇上疏中，桑维翰阐明了对辽开战的条件：

“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

——这是基本的战争准备，内部因素，即“知己”；

“观彼之变，待彼之衰。”

——这是战争开启的外部因素（契丹），即“知彼”；

“用己之长，攻彼之短。”

——在知己知彼后，